没有买卖
2019-08-27 14:37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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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议政与社会服务相结合,深入挖掘社会服务工作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经过系统分析、论证提出对策和建议,是近年来民革吉林省委会参政议政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宝贝回家”寻子网是民革吉林省委会社会服务工作的一个重要品牌。依托这个品牌,民革吉林省委会就拐卖儿童犯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一系列调研成果,为遏制拐卖儿童犯罪,维护儿童合法权益做出积极贡献。

随着这些打拐题材影视剧的热映和相关栏目的播出,拐卖儿童犯罪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拐卖儿童犯罪为何屡禁不止?哪些措施亟须建立,但尚未引起有关部门足够重视?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民革吉林省委会决定就“加大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力度,保护儿童合法权益”问题再次展开深入调研。

1、法律存在漏洞,买方市场猖獗。我国《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又强调“对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买方无罪”的误解,使收买者有恃无恐。收买被拐儿童几乎没有违法成本,造成买方市场需求旺盛。

三是建立全国性失踪人口信息平台和被解救儿童查询、登记、比对制度。一是加快改造相关硬件与软件,适时整合有关资源与信息,建立全国统一的失踪人口信息平台。平台对社会公开,每个失踪者的亲人都可以把失踪者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平台上,各地警方把被解救的儿童,各地救助站、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社区把收留或发现的失踪儿童的信息及时发布到网上,提高寻人效率,降低寻人成本。二是进一步完善全国联网的打拐dna数据库,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失踪儿童家长主动到当地公安机关采集血样,同时注意排查辖区内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儿童以及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儿童,将其血样录入信息库。三是逐步建立全国性的婴儿身份库,既可及时发现拐卖儿童的违法犯罪行为,又可尽快找到被拐儿童的亲生父母。

二是建立“政府主导、公安主抓、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联动协调机制。真正形成涵盖儿童被拐之初、被拐之中、被拐之后的全方位、全时空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打拐体系。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儿童失踪快速反应机制,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启动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手机短信等一切可运用的公共资源和信息平台,尽可能详细发布失踪儿童信息、照片和犯罪嫌疑人信息,并在机场、火车站、公共汽车站等人流密集且流动性较大场所和飞机、火车、出租车、公共汽车等一切交通工具启动应急机制,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失踪儿童;二是加强户籍管理,追究使被拐儿童身份合法化的人员责任,在儿童被解救后一定要进行责任倒查,无论是医疗部门、民政部门、当地政府或是派出所经办人员,只要为买主提供相关的虚假证明或是违规办理相关手续的,必须严厉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三是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充分发挥“宝贝回家”寻子网等民间打拐力量的作用,建立政府与社会互为补充、相互协调的反拐大综治体系;四是由财政部、民政部、全国妇联、团中央等联合设立打拐基金,为举报拐卖犯罪者提供奖励,为被拐儿童提供救助,同时弥补公安机关办案经费之不足。

五是建立全国性流浪儿童救助体系。大量案例显示,很多流浪乞讨儿童属于被成年人强迫乞讨,一部分正是被拐卖的儿童。为此,亟需建立全国性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可借鉴美国、俄罗斯等国经验,成立专门的国家儿童福利局,并通过制定《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条例》等法律文件,在全国建立一个保障严密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呼吁全社会关爱儿童,维护儿童合法权益,对于父母自生自卖的恶性案件,在剥夺家长的抚养权和监护权的同时,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联合城管、民政、妇联等部门,定期开展救助流浪乞讨儿童的专项行动,并将其纳入基层考核体系,加大对流动儿童、流浪儿童、留守儿童、随迁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的保护力度,重视通过网络买卖儿童的新趋势,及时采取措施,从源头防控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的发生。

4、现有收养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一方面,许多不法分子利用国家对民间收养行为的监管不力,大肆买卖被拐儿童;另一方面,一些官办福利机构违法收取巨额“捐助费”,收养一个孩子需额外支付几万元,有的地区甚至十几万元,迫使有条件、有意愿收养孩子的家庭不得不望而却步,无形之中助长了民间相对“简单”、“廉价”的贩卖行为。

2014年以来热映的、由著名演员黄渤主演的《亲爱的》、刘德华主演的《失孤》、陶红主演的《宝贝回家》等打拐题材影视剧的创作素材均来自于“宝贝回家”网提供的真实案例。著名节目主持人倪萍主持的中央电视台大型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更是邀请“宝贝回家”创始人张宝艳担任常驻嘉宾和公益大使。

经过集思广益,调研组形成《加大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力度,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建议》。提出如下措施,一是尽快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买卖同罪”,“买方担刑责”,坚决打击买方市场;二是尽快建立“政府主导、公安主抓、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联动协调机制,设立打拐基金,为举报拐卖犯罪者提供奖励,为被拐儿童提供救助,弥补公安机关办案经费之不足;三是建立全国性失踪人口信息平台和被解救儿童查询、登记、对比制度,进一步完善全国联网的打拐dna数据库;四是修改现行《收养法》,杜绝以收养名义收买被拐儿童;五是建立全国性流浪儿童救助体系,从源头防控拐卖儿童犯罪;六是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的防范意识;七是建立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为保护儿童权益树立最后一道“保护伞”。

一是坚决打击买方市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过低的违法成本与唾手可得的巨额收入无法约束犯罪分子的行为。要尽快修改《刑法》中关于收买被拐儿童可免追刑责的规定,在《刑法》中明确“收买被拐儿童一律追刑责”,“买方入刑”、“买卖同罪”、甚至买方要承担更重的刑责;修改《刑法》中组织儿童乞讨罪限定在“暴力、胁迫”上的规定,只要利用、组织儿童乞讨卖艺就构成刑事犯罪,从而彻底堵住拐卖儿童的源头。同时,对于找不到亲生父母的被拐儿童要交由社会福利院养护,而不能由收买者继续收养,使之人财两空,打消更多人收买孩子的念头。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对调研工作给予高度关注。2014年8月,万鄂湘主席专程赴吉林省调研志愿服务工作,听取“宝贝回家”从事打拐公益活动的情况介绍,并就志愿服务与参政议政相结合,在志愿服务活动中深入挖掘参政议政主题做出重要指示。在调研材料的形成过程中,万鄂湘主席也做出具体指示。2015年8月,万鄂湘主席再次来到吉林,接见了秦艳友、张宝艳夫妇,并勉励他们把“宝贝回家”建成民革全党的品牌。在2015年8月下旬举行的全国人大十二届十六次常委会上,万鄂湘主席就民革吉林省委会建议中提出的修改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做了重要阐述。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规定“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一律追究刑责”,成为“打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6、保护儿童意识淡薄。整个社会缺乏保护儿童的理念,漠视儿童权益,有的地区甚至纵容买卖儿童现象的发生。全社会尚未形成严密的儿童权益保护体系,致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六是增强整个社会的防范和保护意识。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涉及千千万万的家庭的幸福,只有增强全社会的防范和保护意识,营造安全的社会环境,每个家庭才能从潜在的受害者变成潜在的受益者。要通过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介加大对打拐的宣传力度,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打拐防拐、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知识,提高全体居民的防范意识。同时,加强基层组织和部门间的交流合作,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形成严密的社会防范体系。

“宝贝回家”寻子网是由民革党员秦艳友、张宝艳夫妇创建的。网站创建于2007年,是专门为失踪儿童家长提供免费寻人服务,帮助走失、被拐、被遗弃儿童寻找亲人,并帮助因各种原因流浪、乞讨、卖艺儿童回归正常生活的大型公益寻人网站。作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公益寻人网站,该网站目前已有注册志愿者15万人,已使1100余个被拐儿童通过网站找到了亲人,现在只需1天时间就能帮助1个被拐的孩子回家。

2、公安部门与其他部门间缺乏联动协作机制。目前,绝大多数被拐儿童是由公安机关采取专项行动或结合群众举报解救的,其他部门发挥作用还十分有限。打拐是一个社会综合工程,仅靠公安部门一家之力是远远不够的,亟需建立公安、民政、卫生、计生和城管等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打拐机制。

近年来,民革吉林省委会持续关注拐卖儿童犯罪问题,并形成一系列调研成果,推动了“打拐”活动的活动深入开展。公安部门自2009年开展打击人口拐卖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始终对拐卖儿童犯罪持续采取“高压”态势,已摧毁犯罪团伙1.1万个,解救被拐儿童5.4万名。由民革党员秦艳友、张宝艳夫妇创建的“宝贝回家”寻子网已使1100余名被拐儿童回到亲人身边。拐卖儿童犯罪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严重危害,为法治国家建设所不容,目前虽有所收敛、但尚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亟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大打击力度,切实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民革吉林省委会对“宝贝回家”的工作给予支持,并持续关注拐卖儿童犯罪问题,深入挖掘拐卖儿童犯罪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并通过提案、议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反映给各级有关部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推动全国联网的打拐dna数据库的建立,免费为失踪儿童和家庭做dna鉴定(约3500-5000元/例),提高了寻找被拐儿童的效率;推动公安机关修改失踪儿童立案时间和立案规定,由原来的失踪24小时后立案,改为“即接即立”,大大减少了失踪儿童被拐卖的机率;直接推动公安部第五次全国打拐专项行动,将打击利用操纵流浪乞讨儿童牟利犯罪作为专项行动目标,当年底即破获拐卖儿童案件2895起,解救被拐卖儿童3455人……

针对以上问题,调研组多次进行集中研讨,召开各个层面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如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召集民革党员律师座谈会,听取民革党内法律工作者的意见;召开参政议政咨询专家论证会,对建议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和论证。并先后赴四川、贵州、云南、河北、山东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5、国家监护制度缺失。一些面临生活和生存困境的儿童无法及时得到政府、社会的救助,其父母失去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职责,致使出卖亲生子女牟利和流浪乞讨现象的发生,充分暴露了当前未成年人保护体制不健全、保护责任不明确等问题,为拐卖儿童犯罪发生提供了条件。

四是修改现行《收养法》,杜绝以收养名义收买被拐儿童。各地民政部门应建立全国统一的收养档案,公民家庭收养的儿童无论是何来源都必须在公安部dna数据库中备案,在备案及认证不是被拐儿童以后,有关部门才可以办理相关的收养手续。任何不按程序收养孩子的行为都按收买儿童罪惩处,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异地拐卖儿童问题。同时,适度放宽从孤儿院收养儿童的条件,对收养资格、条件、程序和流程等进一步完善,允许按规定转让儿童的收养权,从而疏通收养渠道,让“孤儿有所养,无子家庭情有所寄”。

七是建立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国家监护是保护儿童权益的最后一道“保护伞”。修订并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尽快出台未成年人保护意见,建立“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保障、国家监护为补充”的监护制度。一是建立家庭监护监督制度,幼儿园、中小学、医院、居委会、村委会等机构须承担监护缺失、监护不力以致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强制报告义务,知情不报的,承担相应刑事、行政或民事责任。二是设立未成年人保护专业机构,在各地区设立青少年福利局,专门负责委托照管未成年人及对他们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三是明确国家监护主体,在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亲属没有能力监护或不能履行监护义务时,应由国家出资、由民政部门代表国家承担监护责任。

3、数据库建设不完善,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失踪人口信息平台。在失踪人口信息管理方面,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公安与民政基本上各自为战,给失踪人口的登记、存档、管理、比对、查找等工作带来极大不便,造成“找孩子的家长看不到信息,而拥有资源的部门却找不到孩子的家长”的局面。全国范围的失踪儿童dna数据库虽已建立,但所获数据并不完备,很多家长尚未将自己的dna数据录入库中(边远地区尤为严重),导致被拐儿童解救后“认亲难”。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调研组了解到,目前我国拐卖儿童犯罪虽有所收敛、但仍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法律存在漏洞,收买被拐儿童几乎没有违法成本,造成买方市场需求旺盛;二是公安部门与其他部门间缺乏联动协调机制,尚未形成打拐合力;三是失踪人口信息管理混乱,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失踪人口信息平台;四是现有收养制度存在缺陷,助长了民间相对简单、廉价的贩卖行为;五是国家监护制度缺失,一些面临生活和生存困境的儿童无法及时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救助;六是整个社会保护儿童意识淡漠,尚未形成严密的保护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吉林省委会主委张伯军就调研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在深入挖掘已有调研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实际,掌握实情,提出更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调研工作得到“宝贝回家”寻子网、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调研组由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吉林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郭乃硕带队多次深入到“宝贝回家”寻子网蹲点调研。他们认真剖析每一个典型案例,并与志愿者、被拐儿童家长及被拐儿童座谈交流,了解他们的诉求,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调研组还走访了基层社区、派出所、妇联、城管等多个部门,了解这些部门在发现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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